第853章屏幕指纹识别

　

但是在地方党政领导人更替之后，新来的地方党政领导人往往会出台新修改的规划和新的政策。

第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按照改革设想，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可以对包括党派在内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监察，也就是说，所有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都属于监察的范围。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合署办公，与此前行政监察部门与纪委的合署办公，在性质上有重要区别。

建议稳妥而行，尊重法定程序，多听不同意见 现在，对于监察体制改革，各方面显示出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志在必得、事必功成。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建议有关方面予以慎重研究。所以，谁来监督监察委员会，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大问题。这个依法履职中的法是否包括宪法？如果包括宪法，是不是意味着监察委员会有权对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成员的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比如，一个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专职党委常委、专职省委或市委副书记、省委或市委书记作出了违宪的行为，监察委员会能不能进行监督检查？与此相关联的是，一级党委及其部门的行为违宪了，监察委员会能不能监督检查？ 还有一个问题，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实际就是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这是重大改革，但随后产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就需要引起注意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落实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一系列定点式、针对性的具体授权，暂时停止和调整法律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的实施。现在，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讨论，各种报道给人的感觉是，积极赞成的意见是一边倒的。新加坡法治是挺好，但新加坡就只是一个浦东，具体的法治实践是没法放大后给一个国家套上的。

世界各国都以立法和行政为法治的中心，不是偶然的，立法和行政更可能回应至少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甚至全体人民的权益问题。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不完美的状态。美国法治也不是英国的或麻州法治的放大版。想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强调在当时条件下的国家政治的统一，尽可能消除内战，促成和平，人们才可能有稳定的预期。

无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都如此。如果接受这一点，那这只表明，法学人法律人看法治一定不能太法治意识形态化，不能过分从现代法律职业人的视角来看和强调，太有选择并因此过于偏颇。

在司法上问题还不大，因为仅仅涉及个案。对这类危险更有效的防范必须是事先的，也即行政执法的面对西方的强势话语，中国学人首要的是进行话语∕知识分析。通过这样的视界，我们可以深入观察西方知识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生存规则的内在奥秘，也可进一步思考中国人如何在这样严酷的生存世界中成长并进而完成自主性的生活世界建构。

在上海，邓老师多次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敦友，别鼓捣什么新道统论了，多写论文，我来给你发表。这无疑脱去人们奉之为圭臬的权威知识的神秘面纱，具有一种思想解放作用。认识到社会知识的这种正当性赋予过程之奥秘，实际了恢复了人们的生存记忆，弱化了正当性知识的正当性。但我对邓老师说，我对多写论文没有兴趣，我毕生的志向就在于阐发新道统论。

虽时过境迁，此一番意思并不曾忘怀，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将胸中之意略作抒发。我以为就邓正来教授的全部著述通而观之，此书实为龙眼之作，无此书，则邓正来教授的全部著述无意义，有此书，则其全部著述轮廓分明，敞亮大气。

正是对社会知识的这种深度分析，邓正来提出了他的知识-法学观。所谓正当性赋予功能，指的是社会知识在其流转过程中，人们当然接受它的规则秩序而失去了对这种社会知识的秩序安排价值性的反思批判能力，仿佛它的正当性是当然的，甚至是必然的。

新道统论就是要从历史转进、人性生成及知识类型诸层面来展示中国法学时代的多维度合理性。就当下中国学人来说，我们必须面对的知识格局是百多年来引进的西方学术话语，以及在西方学术话语境域之下被适度激活的中国古典学术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建构生活世界的必要材料已然具备，但是我们缺魂少魄，问题化的理论处理正是一个呼魂召魄的学术过程。但浅视之人，唯见西方学术之客观性，不见其内里实蕴含价值之规范性，如此则中国百多年学术建构实则复制西方学术体制，进而完全丧失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自主建构。不屑一顾者，不乏其人。今天我依然持此看法不变。题目当时都已经拟好了，题为《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三大学术贡献——为邓正来先生逝世一周年而作》，可惜最终因为自己的懒散而未完成。

也正是从2005年，我受邓老师巨大的思想激发，在学界开始倡导我之所谓新道统论，作为我对中国文化进展大格局的思考，我认为以道论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文化，在经过了经学时代、理学时代之后，当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法学时代。这三大学术贡献是环环相扣的，它首先从当下现实境域出发，然后进入历史脉络，最后深入到理论建构。

正是这种政治的或经济的权力运作，使得一种社会知识成为具有唯一当然正当性的知识，这种正当性赋予当然也诉诸人们的失忆心理过程。更进一步，我认为邓老师的第三大学术贡献可称之为问题的理论化处理论。

而就中国法学（甚或中国社会科学）而言之，此书实为陶魂铸魄之作，我曾说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实为现代中国法学之导言，犹之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为哲学之导言。我没有告诉邓老师的是，这世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时间尺度来为自己定位，比如有人以一年为自己定位，有人以十年为自己定位，也有人以五十年为自己定位，我想邓老师是以百年作为自己定位的尺度吧，然而，新道统论是以千年作为自己的定位尺度的。

但我更多的还是感动，感动于程能所说，邓老师永远都是我们这辈学生的精神支柱。正是在这个情势之下，邓正来提出了他的知识观，我称之为社会知识三重功能论，这是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的第一大贡献。邓老师认为社会知识具有三重功能，一为描述功能，这是就事实层面说，它是对人文世界的事实再现，具有客观性。它的问题意识、逻辑架构乃至叙述风格，无不令我深深着迷。

因为我几乎快要忘记这个时间结点了。我揣摸邓老师这一告诫是基于他对当下学术环境的考量，我能体会到他的苦心，他是希望我走到主流的学术场域之中来。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出版的2005年夏天，在长春，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我因缘际会结识了邓老师，从此与邓老师结下了一世的情缘，但我没想到时间这么短。谈邓正来，不能不谈他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法学向何去处》一书。

闻听此言，我心内大惊。自从我所谓的当代中国法哲学三部曲于2014年底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之后，我似乎一时间完全失去了写作的动力与兴趣，虽然心中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将我十多年来苦心思量的新道统论写成一部巨著，但是在时间与岁月的双重淘洗之下终于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

我曾经这样写道：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所撰著的最有深度，最激动人心，甚至是最有魅力的一本书。现代中国学术，无论其体制或其内容，从表面视之，则其移植于西方无疑也，然自深层来看，则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进息息相关。邓老师通过他的社会知识三重功能的厘清，深刻认识到，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实践着的规则看起来是客观的，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其实，这样的规则世界很有可能其实并不具有正当性，它的正当性不过是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权力运作而强加于人的。如果说前两大贡献是比较宏大的话，那么我认为邓老师的第三大贡献则是细致入微的，确切地说，第一大贡献着重于境域的厘清，第二大贡献着重于知识的解构，第三大贡献则着重于知识的建构。

何以言之？这就是我所领悟到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现代中国学术有所谓三大学术贡献。从已有的相关讨论文献看，人们似乎更满足于一种既成的生存秩序，而对这种生存秩序生成的艰巨性失于体悟，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人生存秩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仓央嘉措 昨晚，我带着一颗散淡与孤寂的心反复谛听并沉溺于降央卓玛演唱的《那一天》，仓央嘉措超古越今的深邃歌词与卓玛浑厚婉转的绝美音调深深地吸引了我，恍然间，我感到我所置身于其中的并非人间。然而，邓老师也许不理解，新道统论有一绝大的学术追求，它虽然极大地受益于邓老师的著述，尤其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我的震撼性影响。

写到这里，我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这样讲似乎很狂妄，我猛然间似乎看到了邓老师的莞尔一笑，我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当然从文本上看，邓老师显得大气恢宏，他一再阐明的对中国现实所做的问题化的理论处理似乎让人云里雾里，他反复强调的把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个因素引入中国法学在把那个被遮蔽、被无视、被忽略、被遗忘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问题开放出来更似乎让人不知所云，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邓老师最具匠心之处。

• 
•